瓮投网 > 杂谈 > 正文

​清朝为何会在乾隆时期开始由盛转衰呢?

2023-12-19 07:49 来源:瓮透网 点击:

清朝为何会在乾隆时期开始由盛转衰呢?

乾隆皇帝开创了大清盛世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发展鼎盛,达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。当然,历史并不只是光辉的、先进的一面,还有其黑暗、落后的另一面。大清恰恰也是在乾隆时代,由盛转衰、走向了下坡路。

乾隆朝人口膨胀,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,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迅速减少,加上土地兼并严重,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贵族、官僚、地主的手中,并且连年干旱,灾荒频发,吏治败坏,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,广大贫民生计艰难,不得不铤而走险。

下层的反抗斗争从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粮,逐渐走向竖旗建号的大规模、有组织的武装斗争。乾隆三十九年,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,在运河沿岸,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发难,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争的升平局面。

接着,乾隆四十六年、四十八年,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;乾隆五十二年有台湾林爽文起义;乾隆六十年有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;至嘉庆元年,白莲教起义爆发,声势浩大,斗争持久,形成了对清王朝一次强大的冲击波。

乾隆禅位之日,星星之火,已燃烧称燎原之势。此后,全国进入干戈扰攘、战乱频发的时代,历经嘉庆、道光两朝50多年,清廷顾此失彼,疲于奔命。这场社会大动荡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。

乾隆执政时期,既创造了大清盛世,晚年又矛盾丛生,那么他在哪些方面存在失误呢?总结起来,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重满抑汉

清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,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必须团结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,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,乾隆帝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。尽管他本人浸透了汉文化的熏陶,但他对汉族的警惕、防范几乎超过了清代其他帝王,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兵很不信任。

杭世骏在乾隆前期批评当时天下巡抚满汉参半,而总督则无一汉人。终乾隆之世,情况大抵如此,出任总督的汉人极少。乾隆时期,当政的文武大臣,前有鄂尔泰、讷亲、傅恒、张广泗、舒赫德、兆惠,后有阿桂、和珅、福康安都是旗人,只有张廷玉、于敏中少数汉员,身居要职,而他们也仅是供奉内廷,述旨撰诏,相当于皇帝的秘书,不是实际的决策者。

当时,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,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。乾隆帝致力于保持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。他认为这是清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,他说:“马步箭乃满洲旧业,向以此为要务,无不留心学习。今国家升平日久,率多求安,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,因循懦弱,竟与汉人无异,朕痛恨之。”

尽管乾隆帝再三告诫,并采取了种种措施,可是事与愿违,八旗贵族生活骄奢、浸染汉俗、废弃武事的趋势愈演愈烈,竟不可遏止。而一般旗人,虽有额俸,但清廷禁其从事生产和经商,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满族衣食无着,发生了严重的生计问题,可说是爱之适以害之。

其二,文化禁锢

乾隆朝有文化繁荣的一面,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未导致思想在性质、内容上的飞跃,反而时常遭到风刀霜剑的凌逼摧残。乾隆朝的文字狱和禁毁书十分苛严,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有130多起,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。且多属捕风捉影,硬加莫须有的罪名。

士子吟诗作文,用字不慎,即招飞来横祸,乾隆朝因文字得罪的多是下层知识分子,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,触犯圣讳,措词不当,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。

鲁迅先生对乾隆朝文字狱有个说法:“有的是鲁莽,有的是发疯,有的是乡曲迂儒,有的不识忌讳,有的则是草野愚民,实在关心皇家”。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,民间互相揭告,往往以细微仇隙,陷人死罪,官吏们怕失察受责,故意罗织罪状,张大其词。

为什么乾隆帝中叶文网严密,文狱迭起?这实际上是统治阶层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。当时,大规模武装斗争尚未展开,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,乾隆帝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,企图加强思想统治,显示镇压手段,以防不测,以儆效尤。

这种预防性反应出自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,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,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可能的叛逆者的头上。

文字狱的恶劣影响,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,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,噤若寒蝉。龚自珍说: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”,这正是乾隆时知识分子们共同心态的写照。

其三,闭关锁国

乾隆朝另一项政策失误,是变本加厉实行闭关政策。他虽然并不拒绝对外通商,但规定只开广州一口,制定了详细的章程,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,并强化了作为贸易中介的行商制度,形成了对外封闭的严格体制。

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,在热河觐见皇帝,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,但在觐见礼节上发生严重的争执,英国使团被拒。毫无疑问,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,所提要求包含着侵略性的条款,一定程度上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。但当时的英国尚不能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,只能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,谋求进入中国。中国也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,进行经济文化交流,扩大视野,以了解世界的潮流,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状态。

然而,乾隆帝没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和交往的紧迫性,他以天朝上国自居,轻视和蔑视外国,因使团的礼节不周,心中不快,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。

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蒙住了乾隆的眼睛,错过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次机会。中英两国如同两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渐接近,中国方面,从维护统治出发,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安静而隔离的局面,并力图取得外国表面上的臣服,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。而处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却在全球寻找殖民地,开辟商品市场。两个国家的制度、传统、追求的目标完全不一样,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不可避免。

乾隆帝作为18世纪中国最高的统治者,不但丝毫没有觉察,而且,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、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,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,其影响深远,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,应对历史负重大责任。

除了上面几点外,在评论乾隆帝的是非功过时,巡幸和土木两件事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。这里也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论述。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,曾六次南巡,八次去山东、四次去盛京,五次西巡,一次到河南。至于热河避暑,木兰秋狝更多不可胜计。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150次之多。

乾隆朝国力强盛,财政充盈,故大兴土木。60年间,扩建和修建圆明园、清漪园、静宜园、静明园,加上康熙修建的畅春园,形成了“三山五园”的园林格局。他又大规模改建、扩建皇宫、中南海、北海以及寺庙、房舍、道路桥梁、城垣、兵营、官署。其规模之大、用工之精、耗帑之多以及艺术水平之高,为历代所不及。

巡幸和土木都要花费许多钱财,历代均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。连乾隆自己都说:“工作过多、巡幸时举二事,朕侧身内省,时耿耿于怀。”但不管他人或是乾隆自己怎么看,平心而论,巡幸、土木应该一分为二进行分析。这里面当然有劳民伤财的一面,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,作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君主,重拱端坐,深居宫禁,虽然省钱省力,但是不接触社会,不了解情况,对运筹决策、用人施政是不利的。

历史上有许多从不出巡的皇帝,很多是昏庸之辈,而像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元世祖、明成祖、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却到处巡游。巡幸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,虽然很狭窄而又间接,但对一个生长深宫与世隔绝的皇帝来说,保持这一点联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。乾隆出巡当然包含游山玩水的动机,但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。如视察黄河、运河、浙江海塘,打围习武、训练士卒,考察官吏治绩、农业收成,风俗民情等等。

至于大兴土木,在乾隆自属欣赏享乐的浪费行为,客观上却又是进行城市建设、美化自然环境之举。那时候国家财力充足,在养兵给饷、军事征战、减免赋税、赈济灾荒、兴修水利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帑银之外,国库藏银仍多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。

乾隆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建设,不可能投资工厂、铁路或科学事业,富余的资金可能的流向是编纂图书的文化工程,以及建造园林、宫殿的环境建设。在各类工程修建中,普通的民众同样得到了实惠,清廷用工、用料不是劳役和征索,所谓“物给价,工给值,丝毫不以累民,而贫者转受其利。”

或许连乾隆自己也没有想到,他在大兴土木的时候,这些建筑如今都成了文物遗产和旅游资源。可以想象,假如没有乾隆,北京城将会是另外的样子。

作为后人,我们在评价古人的时候不能过于苛求,乾隆皇帝创造了盛世,这是应该肯定的一面,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这个能力的。同时,在盛世时期爆发出的种种矛盾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正所谓是非功过任评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