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史论小明王韩林儿

史论小明王韩林儿

元朝末季，群雄蜂起，腐朽的元朝终于为农民大起义所推翻。韩林儿(?-1366)建立“大宋”政权，雄据中原长达十余年，成为反元斗争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、杰出领导人。清代大学士张廷玉主编的《明史》专门为韩林儿立传，称“林儿横据中原、纵兵蹂躏，蔽遮江淮十有余年。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，藉其力焉。”然而，在我们的思维印象中，好像韩林儿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傀儡皇帝。这是为何？其实，这是我们是被《元史》给误导了！

《元史 本纪第四十四》：“二月己未，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，立为皇帝，又号小明王，建都亳州，国号宋，改元龙凤。”修撰于明洪武年间的《元史》除了上述记载较为公允外，其他涉及龙凤政权和小明王的却都是这样记载的

“(至正十一年五月)辛亥，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，以红巾为号，陷颍州。初，栾城人韩山童祖父，以白莲会烧香惑众，谪徙广平永年县。至山童，倡言天下大乱，弥勒佛下生，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。福通与杜遵道、罗文素、盛文郁、王显忠、韩咬儿复鼓妖言，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，当为中国主。福通等杀白马、黑牛，誓告天地，欲同起兵为乱，事觉，县官捕之急，福通遂反。山童就擒，其妻杨氏、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……”

“是月(至正十五年六月)，大明皇帝起兵，自和州渡江，取太平路。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，南北郡县多陷没，故大明从而取之。”

对红巾军起义，元史的修撰者用“妖人”，“妖言”这样的个性化强烈的字眼来予以表述，将刘福通视作妖人，认为韩山童是倡乱天下的始作俑者。称朱元璋的军队为大明兵以示区别，从而湮灭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。

再来看另一部研究明史很重要的参考资料。明代钱谦益所著的《国初群雄事略》卷一《宋小明王》是这样记载的：大明兵克婺州，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。先是十月，太祖亲领马步数万众，一马军兼二步军，征浙东，悬金牌镌云：“奉天都统中华。”至是，克婺州，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，两傍立二牌，旗上书云：“山河奄有中华地，日月重开大宋天。”牌上书云：“九天日月开黄道，宋国江山复宝图”。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朱元璋羽翼未丰，率领起义军攻克婺州后，要继续招兵买马，向社会公众打出来的标语：“奉天都统中华”、“山河奄有中华地，日月重开大宋天”，“九天日月开黄道，宋国江山复宝图”。这段史实标明，当时的朱元璋还是奉召的还是韩林儿龙凤政权的号令，要恢复的还是韩林儿政权的最终目标：光复大宋江山。

为什么《元史》的记载和其他史料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我们就要看看明修《元史》是什么时期修的？

洪武元年（1368）八月，明军北伐占领大都，元顺帝北走，退居大漠，明太祖朱元璋遂于当年十二月，命令宋濂，王祎等人纂修《元史》，以此宣布元朝已经正式灭亡，被大明取而代之，属于紧急上马的政治工程，因此进展非常迅速。从洪武二年（1369）二月在南京天界寺正式开局编写，到该年八月结束，仅用了188天的时间，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，志53卷，表6卷，传63卷，共159卷。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，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，全书没有完成，于是在洪武三年二月又重开史局，经过143天的纂修，增编顺帝纪10卷，以及《五行》、《河渠》、《祭祀》、《百官》、《食货志》各1卷，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，《列传》36卷，共计53卷。然后合前后二书，厘分附丽，共编成210卷。前后两次纂修，总共历时仅331天。

元史修的时间短，但是未必代表潦草，元史修的时间短，恰恰与其大幅度改史，迎合朱元璋有很大的关系。《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》一书曾明确指出：明代官修元史大致篡改了三方面内容：1.神化朱元璋 2.丑化红巾军 3.篡改朱元璋曾经效力于龙凤政权的历史。

洪武初修《元史》其主旨之一，即视元末红巾军为贼为逆，与龙凤政权划清界限。早在吴元年（1366年），朱元璋就明确地认为元末农民起义是妖人作乱。

太祖致元主书日：“辛卯之年(至正十一年)，妖人横起，不三四年间，海内外势如瓦解，陛下屡尝命将征伐，国势日衰，妖气愈盛，遂令故将大臣服毒而殁，临阵而陷，十常八九．．。如以义旗而兴为将者李察罕、张思道、李思齐虽能殄灭妖寇，功已高，权己重，豪杰之志在焉。陛下不能谁何，犹甚于妖人之作乱也。”此时，韩林儿刚刚死去不久，龙凤政权的余温犹在，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将其视为妖寇，反而把与红巾军为敌的元朝割据军阀视为义军，转变之速令人惊讶。

《元史》当中充斥着这种以红巾军为妖寇，以镇压红巾军为义举的说法。《元史》对朱元璋曾奉龙凤年号，为宋之元帅、吴国公、吴王等历史事实皆隐而不书，刻意隐瞒大明政权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宣扬太祖起兵与倡乱首祸的红巾军不同，避免大明政权背负违背礼教以下犯上的历史罪名，维护大明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。历代史家对于朱元璋改史的历史事实也是颇有微词的，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，朱元璋本人对于元史的仓促修成和大肆篡改有非常大的作用，赵翼就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：盖三十二卷以前,系初次进呈,三十三卷以后,则第二次进呈者。诸臣以太祖威严,恐干烦渎,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。由此看出，实际上朱元璋才是元史的真正总裁，元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，完全就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。

历史不容篡改，官修《元史》、《明实录》诸书对韩林儿的业绩都讳莫如深，所幸在明高岱的《鸿猷录》、何乔远的《名山藏》等私人著述中留下一些宝贵的记录。他们盛赞:“林儿焚上都、据辽左、陷晋冀、扰关陇，使元兵疲于奔命”的丰功伟绩，这才是历史的真实。今天，让我们从被篡改的史料的缝隙中，以及其他史料的记载中，还原一个真正小明王——韩林儿。

1 韩林儿和其父韩山童是反元斗争的一面旗帜

元中统五年，大臣赵天麟曾奏疏称：“又江南豪民广占农地，驱役佃戸，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，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”形象地反映了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。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，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。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，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，”驱役佃户”，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。官府横征暴敛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，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。政府财政入不敷出，滥发货币，祸国殃民。加上黄河连年失修，多次决口，真是民不聊生，元张养浩《归田类稿·哀流民操》云：哀哉流民，“死者已满路，生者与鬼隣。”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，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。

元朝，喇嘛教传入，并被奉为国教，处于独尊地位。至大元年(1308)，元武宗下诏限制白莲教活动。至治二年(1322)，元英宗又下令废禁白莲教，从此白莲教处于非法地位，转入秘密活动。后来逐渐与弥勒教结合，崇奉中心由阿弥陀佛转向弥勒佛，以“释迎佛”为思暗势力的代表，以“弥勒佛”和“明王”为光明的象征，宣称“释迦佛衰”，“弥勒佛治世”、“明王出世”，隐喻旧世界必然为新秩序所代替。终元一代，白莲教尽管受到严格的限制，教徒惨遭杀戮，但却屡禁不止。如元泰定二年(1325)，息州(河南息县)赵丑厮、郭菩萨起义，声称“弥勒佛当有天下”，至元三年(1337)，信阳(河南信阳)棒胡起义，造弥勒佛小旗为号召，至元四年(1338)，袁州(江西宜春)彭莹玉、周子旺起义，倡言“弥勒下生，当为世主”。白莲教已成为元代农民起义的传统组织形式。

韩林儿出身白莲教世家，其祖上因以白莲教“烧香惑众”，被官府自栾城谪徙广平永年(今河北永年东南)。其父韩山童又“倡言天下当大乱，弥勒佛下生，明王出世，河南、江淮之人，翕然信之”，成为白莲教的著名领袖。

至正四年(1344)五月，黄河暴溢，北决白茅堤、金堤（今河南兰考东北）。沿河州郡先遇水灾，又遭旱灾、瘟疫，灾区人民死者过半。黄河决堤后，冲坏山东盐场，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。至正十一年四月,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,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，使黄河东去，合淮河入海，时紧工迫，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“食钱”。河工挨饿受冻，群情激愤。至正十一年底,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（见钞）,滥发纸币，造成通货膨胀，，最后到了"皆以物货相贸易。公私所积之钞，遂惧不行”。“开河”和“变钞”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
韩山童与其信徒刘福通、杜遵道、罗文素、盛文郁、王显忠、韩咬儿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颍上县，杀黑牛白马，誓告天地，准备起义。韩山童发布文告内有“蕴玉玺于海东，取精兵于日本。贫极江南，富夸塞北”（《草木子·克谨篇》）等语，打出“虎贲三千，直抵幽燕之地；龙飞九五，重开大宋之天”（《辍耕录》卷二七《旗联》）的战旗。山童还自称宋徽宗八世孙。这些文告和宣传，无非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，用“复宋”来号召群众投入反元武装起义。但正当起义群众聚集一起宣誓起义时，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，韩山童被捕牺牲，韩林儿与其母杨氏，乘乱突围到武安山（今江苏徐州境）。

这时，刘福通等冲出重围，重新聚合起义军，于五月初三日占领颍州城，大起义正式爆发。刘福通等击败前来镇压的元军，迅速占领今安徽、河南许多城镇。至正十五年(1355)二月，刘福通将辗转迁至安徽砀山夹河的韩林儿迎至亳州(安徽亳县)称帝，建国号“大宋”，年号“龙风”。以亳州为都城，正式建立农民政权。韩林儿作为亡宋皇室后裔及白莲教首的韩山童之子，成为红巾军的精神领袖。部属称他为“主公”，尊其母杨氏为皇太后。贫苦农民“多乐从乱，不旬日众殆数万人”。

韩宋政权拆鹿邑县太清宫的木石修治宫阙，殿前矗立两面大旗，上书:“虎贲三千，直抵幽燕之地;龙飞九五，重开大宋之天”。号召驱逐蒙元统治若，恢复宋朝的旧江山，得到四方响应。颍州起义后，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，起兵反元者“无虑千百计”。北方红巾军的首义之功不可磨灭。其中影响较大的，起于蕲(湖北蕲春)、黄(湖北黄冈)的徐寿辉、彭莹玉部，起于徐州的芝麻李、赵均用部以及占据濠州(安散风阳)的郭子兴、孙德型部等，都莫不奉其年号，以号令军中，一时反元的红巾军系统有众三十余万。韩林儿成为一面适合广大群众的传统习惯和觉悟程度的通俗旗职，他的感召力是当时其他起义领袖所无法比拟的。千千万万的群众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元斗争。

2 韩林儿是反元斗争的卓越领导者

韩林儿和龙凤政权建立初期，在淮西一带与元军展开拉锯战，互有胜负，红巾军曾于太康战败，丞相王显忠、罗文素被俘杀，都城亳州失守，韩林儿一度退守安丰(安徽寿县)。

但从龙凤二年(1356年)起，韩宋政权组织力量，发起强大攻势。“其军分三道”，挺进黄河以北，刘福通则率军攻克河南府(河南洛阳)，从此，红巾军“其势大振”。龙凤三年（1357年），韩林儿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，分兵三路北伐。东路由毛贵率领，经山东、河北进攻大都；中路由关先生（即关铎）、破头潘（即潘诚）等率领，攻向山西、河北一带，经大同直捣元上都（今内蒙古多伦西北），放火烧毁“富夸塞北”的蒙古皇宫，继续转战辽东各地；西路由大刀敖、白不信、李喜喜率领，直趋关中，攻下兴元（今陕西南郑县）、凤翔（今陕西凤翔县），转战四川、甘肃、宁夏各地。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，出现“官府四散躲”，“红军府上坐”的大好形势。

在三路大军北伐的同时，龙凤四年（1358年）刘福通率部攻克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翌年五月，攻克汴梁，小明王自安丰迁来，宣布以汴梁为国都。汴梁原为北宋首都，韩林儿以此地为都城，作为“复宋”的实际步骤，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。

韩宋政权迁都汴梁之后，红巾军长驱北伐，转战数千里，声势浩大，正如当时一首诗所形容的:“火飞华岳(华山)三关破，血汉秦川(陕甘一带)万马奔”，出现了“巴蜀、荆楚、江淮、齐鲁、辽海，西至甘肃，所在兴兵、势相连结”的全盛局面，其中，韩林儿选派毛贵率领的北伐东路连克胶州、莱州、益都、般阳、济南、把整个山东均置于韩宋政权的控制之下。接着又挥师北上，“水陆并进，首民相街”攻克蓟州(河北县)，前锋直达潮州“北京通县境内)的柳林，离大都只有一百二十里。元朝官吏和军队“惊惶四散，曾无斗志、王徽州县、悉皆空城”。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惶惶，有人主张“北巡以避之”，即逃往草原，有的则主张“迁都关陕”。红巾军的势力一度“东逾齐鲁，西出函秦，南过闽广，北抵幽燕”，达到了全国农民成争新高潮的顶峰。

在军事进攻的同时，韩林儿还积极推行某些切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措施。龙凤四年（1358年）小明王在汴梁，“造宫阙、易正朔”，增设官署，颁发符印，北伐有功将领皆加官晋爵。在济南“立宾兴院，选用故官，以姬宗周分守诸路”。政治上减少敌对专力:“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。每屯相去三十里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” 冬用陆运，夏用水运，使经济充裕、保证了农民军的粮饷供应:并规定:凡“官民田，十上收二分，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。小明工政权以其智略和才能，在山东规两整齐，使民心归向，得比据守其地达三年之久。

3 韩林儿是大明王朝的先驱者
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为农民军领袖郭子兴部将，而郭子兴则是韩山童的“门弟子”。朱元璋更长期同韩宋政权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。龙凤元年(1355)，郭子兴死后，朱元璋取得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导权，小明王封他为左副元帅，从此，这支起义军正式归韩宋政权统辖。龙凤二年(1356)，朱元境打败元将蛮子海牙军。攻克集庆，改称应天府，成为一支反元劲旅，又接受小明王授予的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和枢密院同签枢密的官职，“文移用龙凤年号、旗帜成衣皆红色”，并于官邸设置小明王御座，虚位供奉，率官属对之行朝拜礼。

当然，一开始朱元璋在是否受封的问题上曾有过思想斗争。后经部将劝解，始接受封号。当时韩宋政权雄踞中原，四方响应，而朱元璋新占和阳(安徽和县)、“以孤军保一城”，势单力薄，他“念林儿势盛可倚藉”，四方接受其任命，意在借大旗以扩充自己的实力。

朱元璋靠韩林儿龙凤政权吸引元军主力，在江南地区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。他采纳名儒朱升所献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的策略，先后接受小明王所授仪同三司、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、吴国公等封号、以迎合民心。而同时致力于发展生产，巩固后方，缩小目标，壮大实力。

龙凤九年(1363)，当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安丰，小明王处于困境之时，朱元璋认为若安丰失守，应天将失去屏障，于是亲率大将徐达、常遇春等驰援安丰，常遇春三战三捷，吕珍败走，安丰解围。朱元璋遂将小明王移至滁州，建造宫殿，供奉甚为优厚。虽然，从此小明王实际上已不能预闻军政大事，龙风政权仅存虚名，但朱元璋依然倚借其背日声威，把它作为自己手中号令红军的一块招牌。

龙凤十年(1364)正月，李善长、徐达等以朱元璋“功德日隆，屡表欢进......固请不已”，于是朱元璋遂于应天即吴王位，建中书省，设置百官，但名义上仍用“皇帝(小明王)圣旨，吴王令旨”发号施令。直到龙凤十二年(1366)，朱元璋统有江南，在讨伐张士诚的《平周檄》中才公开咒驾白莲教是“烧香之党”，“妖言即行，凶谋遂逞”。攻击红巾军“焚荡城卵，杀戮士夫。茶毒生灵，千端万状”。为自己背叛农民军进行辩护。同年十二月，小明王死后，朱元璋才把龙凤纪年这一套徒具形式的隶属关系抛弃了。元至正二十七年(1367，吴元年)，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。翌年，改元洪武，定国号为明，完成了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的转化，从一定程度也实现了韩宋政权首倡的“反元”事业。

当然，韩林儿有他的局限性。韩林儿带领的义军虽然骁勇，但没有突破封建农民起义的局限，他军纪不严，欺压百姓，尝到部分起义成果后，就忘记了最初起义的目的。这是他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，也是值得后人警惕的地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云：“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！”所以，韩林儿不是失败者，他是一位值得后世尊重的勇者！韩宋政权“横据中原，......蔽遮江淮十有余年”，牵制了元朝对江南的镇压力量。朱元璋起于江南，建立明皇朝，“得以从容缔造者，藉其力焉”。韩林儿实为反元斗争的卓越领导者、缔造大明朝的先驱者，这不容置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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